我重新回到了值班室的时候，值班的准尉已经把我的任命书准备好了。看见我进门，他便从桌上拿起一纸文件递给了我。
我接过任命书一看，不禁就傻了眼。如果是印刷体的文件，我多少还能看懂一些，可这纸上的命令不是打印而是手写的，俄语的手写体和印刷体差别实在太大了，我根本看不懂文件上写的是什么内容。
我犹豫了一下，只能厚着脸皮问准尉：“准尉同志，您能把我念念这文件上的内容吗？上面的字体太潦草了，屋子里的光线又暗，我实在是看不清楚。”说完这话，我已经羞得满脸通红。
准尉没有发现我的异常，只是不满地看了我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给我读了一遍命令：“致无名高地守备营指挥员：我部现派遣穆施达可娃·奥夏宁娜中士，到你处担任高射机枪排排长，请予以接纳。列宁格勒防空司令部。”
“我去了以后该向谁报到呢？”我急忙又问了一句。
“去了以后，自然会有人告诉你，”准尉有点不耐烦样子，接着又补充说，“送你去高地的车和司机都已经在外面等着了，你快点去吧。我的话完啦。”
我赶紧向他敬了个礼，然后转身走出了值班室。
我走出防空司令部的大门，看见天已经傍晚了，前面不远处停着一辆盖着帆布的卡车。我正想走过去问问是否是去普耳科沃高地的车，卡车的车门就打开了，一个戴着船形帽的司机从里面探出头来，大声地喊着：“姑娘，是您要去前线吗？”
姑娘！听见这个词，我马上条件反射地向左右看了看，可门口除了两个站岗的士兵，连个人影都没有，哪里来的姑娘？
“嘿！嘿！亲爱的”他又接着喊：“别东张西望了，说的就是你，快点上车吧，汽车都等你半天了。”
原来是叫我啊，唉，都这么久，我还是记不住自己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兵了。我赶紧快走几步，上车坐到了副驾驶的位置上，试探地问了一声：“是去普耳科沃高地吗？”
“是的是的。”司机边说边扭动了点火开关钥匙，咯噔一声猛得把变速杆一拉，汽车就开动了。
有一会儿工夫，司机在默默地驾驶着，我们谁也没有说话，但是他脸上始终挂着莫名其妙的微笑。
“您干嘛这么高兴啊？”我终于忍不住好奇地问了他一句。
“您真了不起！”他出人意料地回答：“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居然已经获得了两枚军功章。”
“我也是才获得不久。”
“我向你表示真心地祝贺，中士同志。”
“谢谢，司机同志。这是方面军司令员亲自授予的。”说到勋章，我不免有些得意。但很快便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两枚勋章都是来自不易的。红旗勋章是司令部为了表彰丽达在防空战中亲自击落了两架敌机的辉煌战果；至于那场森林中的战斗，虽然消灭了全部的德国鬼子，但是四个女战士牺牲了，瓦斯科夫准尉负伤也不知道送到哪个医院去了，我到现在也没能打听到他的下落，我获得了本该属于她们的荣誉，真是有些惭愧。
“是朱可夫大将吗？”
“不是，是方面军司令员伏罗希洛夫元帅亲自授予的。”
“啊？！”他有些惊讶地说：“您还不知道吗？伏罗希洛夫元帅上个星期已经被召回大本营里，现在接替他职位担任方面军司令员的是朱可夫大将。”
“哦，”我赶紧解释说，“我今天才从医院出来，还不知道司令员已经换人了。”
“我就爱在夜里开车，”一说开了头，喜欢说话的司机接下去说，“老是心痒痒地要开足马力跑！你不用管行人，也不用管车辆！飞一般跑，在大路上称王！”正说着，路边有个民警从人行道横穿到汽车的前面，把车拦住了。看见警察拦车，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了嗓子眼，在莫斯科的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警察拦车，通常拦下来后，很多都是以查驾照、查护照为名，行敲诈之事。遇到的次数一多，我便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一种警察恐惧症。
正当我心跳加速的时候，突然听见司机的声音：“喂一喂！”他对民警大声发出了警告，“看看清楚！别耽误我执行公务。”他用手指戳了戳那张贴在挡风玻璃上的方形硬纸板通行证。民警看了一眼通行证，向我们敬了一个礼，向后移了两步退到了路边。
我暗松了一口气，微笑着看看他的司机，这时候才想到自己不是在后世的莫斯科，而是在战争年代的列宁格勒，在战争中，军人是有很多特权的，对这些民警根本用不着害怕。
没有了警察的约束，他越发地不遵守交通规则，开着汽车在一条条空荡荡的街道上飞驰，一会儿靠左，一会儿靠右，显然是由于可以这样无拘无束地驾驶而感到十分快乐。
“您是什么地方人啊？”他又问我。
“莫斯科。”我不假思索地说。
“莫斯科！”他一下兴奋起来，“真巧，我也是莫斯科人，入伍后就一直在列宁格勒服役。我家在列宁大街27号，您住什么地方？”
“我住在莫扎伊斯克路118号，站在我屋子的阳台上可以看到凯旋门和胜利广场上的胜利女神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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